2015年开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复杂，油价继续暴跌，欧元区通缩风险日益加大，各国增长形势分化明显，金融市场担忧情绪持续蔓延。在此背景下，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名各界人士齐聚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出席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力求就全球经济形势达成更多共识，并探讨刺激增长之道。
年会议题更广泛
冬季的达沃斯寒气逼人，但世界各地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等人士还是风尘仆仆赶到了这里。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达沃斯召开年会，因此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已成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平台之一。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21日至24日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全球新局势”。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解释说，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尤其是技术变革。人类面临众多挑战，尤其突出的是收入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减少和气候变化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各方将围绕“成长与稳定”、“危机与合作”、“社会与安全”，以及“创新与产业”四大关键议题，探讨如何应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六年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前几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至地缘政治、科技潮流和社会政策等更广阔的领域。在分论坛设置上，本次年会将聚焦“中国经济展望”、“全球性地缘政治危机”、“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挑战”等280个分议题。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欧洲和日本经济疲弱，新兴经济体增长持续趋缓，金融市场在焦虑情绪中不断动荡。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去年6月份的3.4％下调到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也将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下调0.3个百分点至3.5%和3.7%。
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在不断上升。普华永道20日发布的一项针对全球77个国家1322名首席执行官（CEO）的调查表明，今年有1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将会恶化，是去年的两倍多；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将会好转，低于去年的44%；CEO们最担忧的是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监管过度和网络安全问题；CEO们的信心还在更多地从新兴市场向西方市场转移，并首次将美国市场作为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和前几年全球风险聚焦于债务和财政危机不同，地缘政治风险如今重新成为影响全球命运的中心议题。
施瓦布表示，当前局势错综复杂、脆弱不稳，危及全球、区域和各国发展，甚至可能终结近30年来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加强合作的势头，国际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挑战。同时，施瓦布还鼓励大家提高参与度，共同面对挑战，影响全球的发展形势。
中国话题热度不减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中，中国话题的热度依然不减，围绕中国话题设置的议程就有五六场，包括对中国经济走势以及对外投资前景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20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至7.4%，中国经济2015年的经济走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次论坛上的致辞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李克强当地时间21日下午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全会，并发表题为《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结构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也孕育希望，需要探讨应对全球新局势的新思路。面对多变的经济形势，中国主张要推动开放创新，各国在根据国情制定自身政策的同时，也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反对保护主义，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社会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形成全球创新合力，打造全球价值链，迎接新科技革命到来，培育世界发展新动能。
李克强说，2014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5年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注重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既稳定经济增长，同时着力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防范债务、金融等风险，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李克强还表示，中国将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扩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和资本市场开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各国在相互开放中实现共同发展。
面对“降速”的中国经济，不少经济学家表示，这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新常态下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改革举措也成为论坛上各方关注的焦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表示，增速略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更扎实，并且利于避免发展失衡。而“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也非常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将为中国提供发展动力，为世界创造共赢机会。
国际工会组织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认为，中国的另一个发展机遇在于开发和挖掘内需的潜力。消费在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动中占30％左右，而其他有些国家接近70％。中国在扩大内需上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李克强此次还带领了一支重量级代表团前往达沃斯，其中包括王毅、徐绍史、高虎城、周小川等多位高级官员，以及任正非、马云、林毅夫、李稻葵等多位中国工商界和学界精英。
刺激增长之道各异
目前，美国经济以5%的GDP季度增速显示出强劲的增势，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形势则面临挑战。欧元区目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通缩风险正逐步加大，希腊的政局不稳等因素也令市场再度担忧其是否会退出欧元区。对于欧洲央行计划通过量化宽松（QE）举措，即大规模购买成员国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各界人士在达沃斯论坛上展开了热议，且争论不断。
英国央行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亚当·波森认为，欧元区的通缩风险过大，不能再坐视不理，一味反对欧洲央行推行QE是不对的。欧洲央行在推行QE的问题上行动已经过于迟缓，他还担忧在德国的干预之下，欧洲央行的QE计划将难以达到所需的规模。
而瑞银集团主席阿克塞尔·韦伯表示，欧洲尚未从危机中恢复，要想根本解决欧洲问题不能全靠欧洲央行，欧洲各国政府应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果欧洲央行做得太多，可能会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进改革的动力。韦伯表示，欧洲当前面临着许多挑战，失业率太高和缺乏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等问题都是欧洲央行无法解决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疲弱。他表示，欧洲依然需要一个可适应性的货币政策，欧洲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需要更多的政治领导力。
近期，油价暴跌之后铜价也大幅跳水，一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结构转型压力加大；同时，美联储一旦开始实质性加息，也将令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面临挑战。新兴经济体如何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也在达沃斯论坛上受到广泛关注。
巴西财政部长莱维21日在达沃斯表示，他不否认巴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出现衰退，但政府选择的经济调整道路是正确的。莱维表示，巴西目前所实施的紧缩政策，旨在为政府“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以此来恢复市场的信心，促使企业积极踊跃增加投资。投资恢复当然不会一蹴而就，为此政府还将采取更多的措施，其中包括简化税收手续等。他认为，随着各种政策的综合效应显现，巴西经济会在2015年企稳并最终步入“复苏”。
有很多专家表示，新兴经济体还可以通过采用发达国家已经实践过的技术和手段，来更加迅速地实现经济发展，长久的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始终也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去年6月以来，油价“跌跌不休”，目前已经跌去近60%。油价走势也成为达沃斯论坛上不可缺少的话题。不少商界人士和学者均认为，油价跌至每桶50美元以下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尤其是对美国、中国、日本和欧元区等石油进口方来说。但油价的大幅下滑正在对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石油产出国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也为全球经济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尽管油价大幅跳水，主要石油产出方目前均表示不会减产，这也是油价没有大幅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副总理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21日表示，希望国家油价可以很快止跌反弹，只有这样俄罗斯货币卢布的汇率才能得到支撑。他还表示，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可能会出现每日100万桶的下滑，但是仍然没有减产的计划。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目前仍然坚持不减产。OPEC秘书长阿卜杜拉·萨利姆·巴德里21日在达沃斯论表示，油价下跌OPEC仍不减产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国际油价可能还会降至40美元甚至更低，决定减产的幅度将成为一个问题。
科技领域受关注
达沃斯论坛上有关科技领域话题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一些科技巨头的高管表示，技术进步的速度目前正大大加快，但2015年网络安全带来的威胁也将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思科的CEO约翰·钱伯斯表示，科技领域即将发生的变化将比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时的变化多上10倍，每个企业、国家和个人都将被数字化。
钱伯斯还表示，今年人们将看到的企业和国家受到的网络安全威胁将比去年更加严重。他说：“如果你认为去年的情况很糟糕，那么先等等看今年的情况吧。每个公司和每个国家（的网络）都将被入侵。”
美国支付服务提供商Paypal的创始人马克思·拉夫琴表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数据管理和可穿戴科技的发展都将使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这将成为一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全球一些大型经济体的政府已经开始加强合作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而一些企业在开展新业务时，已经将网络安全列为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
科技巨头的公信力问题也受到多方关注。一些商界人士警告称，大型科技公司如果不对经营策略进行变革，恐将重蹈银行业近年的覆辙，遭遇声誉危机，比如自律措施不足使公众对隐私等问题感到恐慌。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保罗·阿赫莱特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指出，自律对科技公司来说无论怎样都将是不够完善的，自律方式先前已被银行所采用，但很明显这未能平息政治上对银行过度行为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正如在20世纪金融革命中银行家惊讶于政治态度的快速改变，科技业领袖也会在21世纪的“技术革命”中被类似的转变所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