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个别领域人士开始对外资产生偏见，“外资无用论”、“外资冲击论”和“技术封锁论”再次抬头，一些人认为“当前吸引外资已无关轻重”，“外资企业压制本土企业成长”，“向外资企业始终学不到核心技术”。
专家指出，应看到外资当前在我国税收、就业等领域的贡献依然很大；为国内经济领域的多项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加快实施的动力；帮助国内企业迅速掌握了一些初级技术，为下一步研发核心技术奠定了基础。继续利用外资、优化用好外资、重点引进外“智”，仍是未来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工作。
作用大不如前VS经济发展动力
在一些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对外资工作不愿多谈，甚至有一些人表示，“当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也很强，市场资金也非常充裕，外资对我国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与外资企业相比，我们更愿意将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央企及其分支机构上面，因为它们在销售和招投标方面具有优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张诚等认为，过去我们不计代价引进外资，并赋予其“超国民待遇”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但不能忽视，外资企业仍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经济增速处于全国前列的天津为例，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4%，利税总额的35.7%、外贸出口的67%，都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外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150万。在上海，外资企业在2013年创造了超过1/3的税收，吸纳了超过1/4的就业人数，贡献了约2/3的进出口总额和工业总产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要将重心转向消费，由此判断外商投资也不再重要。
对此，一些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简单否定“高储蓄、高投资”。发展中国家在超常规的“追赶”阶段，投资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合理演进。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外商投资依旧十分重要。
学者呼吁，过往30多年，中国收获了丰厚的开放红利，未来仍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打开外商投资之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2014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对外国企业家强调，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会越开越大，绝不会关上。他表示，在华外资企业如遇到问题，可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大家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可以自由往来，中国会成为你们投资和开拓市场的沃土。
冲击国内企业VS正向促进改革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一部分外资企业，往往能够凭借实力和经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一些地区在设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外资企业充满顾虑。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当前国内经济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各项改革，外资是否进入，与改革关系不大。
天津财经大学校长李维安认为，外资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内企业的成长空间，但这种竞争只要不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能够极大地激发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促进市场优胜劣汰，还能促使国内经济领域各项改革加速推进。
外资是改革的“试金石”。成都国家高新区一位干部说，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企业还处在学习创新的阶段，交学费是不可避免的。但那些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国际化的意识都增强了，走出去的步伐都加快了。
外资是改革的“催化剂”。2014年，为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开放度进一步提高，成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思维建立的重要抓手，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政府部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以开放促改革”的效果愈加明显。
外资是改革的“同盟军”。外资采用参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可以促进国内企业加速自身改革。《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渣打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深度参与了渤海银行筹建和公司治理建设，帮助银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了中资和外资的双赢。
业内呼吁，只要设定不威胁国家安全的红线，在市场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杜绝垄断和恶意竞争，就不要惧怕外资的进入和竞争。
外企技术封锁VS提升自主创新
有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只是将中国当成“血汗工厂”，看重的只是低成本，真正的核心技术却一直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而只有国内企业的创新和专利，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与其花力气引进外资，不如培育本土企业。
王志乐认为，与国家主导的卫星、导弹等非市场化产品创新不同，绝大多数产品受市场竞争制约，要抢时间争机遇。一旦错过时机，让别人先占领了市场，即使自己研发出了同样产品，也会没有市场。在全球化时代，所有产品都靠自己创新也是难以成功的。
专家呼吁，应全面看待外资进入与国内自主创新的关系。
首先，不光要盯住外资身上的核心技术，也要关注一些制造技术、操作技术。空客天津总装厂的生产线上，装配工人很多都是中国人。一架飞机5万多个零部件，需要系统的装配技术，这些通过引进外资，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既节约了研发时间，也为下一步研发核心技术打下了基础。
其次，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也能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比如，摩托罗拉近几年在中国的业务开始衰退，目前在天津开发区的机构已经很小了，但现在国内手机通讯企业里面，有很多是曾经在摩托罗拉工作过的人，这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也是对我国技术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自主创新中包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这些恰恰都要求中国吸纳全球资源，在引进外资基础上创新。
今年以来，在我国加强反垄断调查执法，净化商业环境的大背景下，部分西方媒体和机构声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再掀“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波澜。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采访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在华经营的“抱怨”集中在劳动力成本攀升、失去“超国民待遇”等方面。
专家指出，尽管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仍有一些媒体、机构和企业错将优化当恶化。
在华投资日益慎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聂名华说，自2009年力拓商业间谍案引发“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论调以来，一些国外媒体与机构对于中国政策、法律等的抱怨和指责声不断，它们以部分企业“大规模撤资”作为“佐证”唱空中国。
根据2014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进入中国市场不到5年的公司中有37%认为黄金期已经结束，而进入中国市场10年以上的在华企业中有48%认为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来自本土企业更激烈的竞争被视为“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的主要原因。
记者采访了解到，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在华经营的“抱怨”集中在劳动力成本攀升、失去“超国民待遇”、法律制定与实施缺乏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市场准入壁垒、网络审查、在华经营压力增大等。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4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称，劳动力成本、法律不明确且解释矛盾以及合格劳动力短缺，构成美国在华企业运营的前三大挑战。
一些受访的大型外资企业相关负责人说，考虑到投资环境问题，近年来，在华投资越来越慎重，一个项目从规划、考察到落地，一般会从内地到沿海选5、6个城市，组织代表团去考察，了解当地的物流、政务等环境，掌握未来10年的回报等基础数据，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以前多得多。“媒体报道和机构调查是投资的重要参考，一些企业正在调低在华盈利预期、修改投资计划。”
“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是否恶化的争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改善投资环境，有些抱怨可以说是善意的提醒。但是，也要防止误导投资预期，屏蔽外商投资。”武汉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先明说。
“国民化”导致心理落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上半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0973家，同比增长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3.3亿美元，同比增长2.2%。世界银行《2014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是自2005年以来前沿距离缩小最多的前50个经济体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仍有一些媒体、机构和企业认为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化”导致心理落差、对“择优选资”不适应、将竞争压力持续增加归因为“非市场化”以及把净化市场环境理解为打击外资。
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欣说，内外资企业所有税种全部实现统一之后，对于一些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那些依靠优惠政策获得竞争优势的外企而言，必然有所不适并感到较大的生存发展压力，继而发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感慨。此外，更多企业担忧未来能否享受到与国内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
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监督管理处处长杨小川认为，与过去放到篮子里都是菜相比，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择优选资，从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环境保护等角度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这给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部分受到影响的外企据此认为中国投资环境在恶化。
2014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称，只有14%的企业对未来竞争压力表示乐观，民营企业仍然是在华欧洲企业的头号竞争对手，来自国有企业的挑战正在增加。“国有企业仍然被普遍认为拥有不平等的政府关系、获得补贴、税收优惠。他们已经十分强大，而且随着所属行业的整合变得更加强大，其发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此外，从2009年力拓商业间谍案到葛兰素史克行贿案再到汽车行业反垄断调查，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净化市场环境的做法也被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和外企归结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变化”不意味着“恶化”
受访专家建议，应从多方面尽快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
要进一步推进投资便利化，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刘欣建议，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的经验，抓紧推进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定工作。加强后续监管，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同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投资者信用体系，提升企业自我约束能力。
“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公平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将对跨国公司发挥最大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这种作用力度远远超过一般的政策作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说。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外资审批程序并未形成统一立法，而是散见于数部外资立法中。这些外资立法文件数目繁多，且颁布机关、年限、效力层级各不相同，甚至互不协调配套。“应加快修订直接投资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准入链条和实行负面清单后的法规协调。”
一些基层商务部门工作人员则建议，尽快发布中国外资指数，将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还要引导媒体报道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的状况和举措，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可围绕外资审批制度改革、上海自贸区、净化市场环境、地方投资环境优化等，通过典型案例分析，阐明投资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关上大门，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恶化”。引导外企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寻找其战略目标与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的利益交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