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过剩产能在一些地区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赴东、中、西部十余省份采访发现，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化解政策出台后，各地因产能分布情况千差万别，政策落实进展不一，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基层官员在与记者交谈中毫不掩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消极应对思想。
地方政府难舍产能过剩企业
一些地方政府对化解产能过剩并不感“兴趣”，专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有“难以割舍”的心理。
江苏是我国工业经济大省，去年12月，江苏省下发了《省政府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路线图、时间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4个行业制定了压缩目标任务。
就在江苏省出台政策前两个月，2013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
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省份对化解过剩产能都像江苏省这样积极。“四个一批”政策出台半年后，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的省份实施细则“在草拟中”、有的“在领导审定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指出，由于重化工业产值大、对就业和税收带动作用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工业，结果形成产能严重过剩。
记者在江苏采访时也听到一些基层官员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企业，在市县范围内往往都是重点骨干企业、利税大户。不少企业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等优惠政策招引来的大项目，这些企业和项目确实对地方经济发展、税收贡献和促进就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一些困难企业，地方政府宁愿让其维持着，不愿让其死掉，一旦政府主动实施关闭，企业银行债务、资产处置、职工安置的压力全都会转移到政府身上。
此外，各地对于化解过剩过剩产能存在“认识分歧”。采访中，一些经济结构“偏轻”的省份就认为本省产能过剩矛盾并不突出，化解的压力也不大，有的行业主体基本是民营企业，随着市场行情的逆转，这些民营企业早就转型了，根本“用不着政府操心”。
“压指标”反致产能越减越多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行业陷入“产能越化解越多、越干预越过剩”的怪圈，主要缘于“政府过度干预行业、干预企业、干预项目”，有违市场经济规律。
实际上，化解过剩产能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冶金企业协会会长赵喜子说，早在1999年，就有人喊我国钢铁严重过剩，开展全国性控产，当时的产量只有1.3亿吨。此后这么多年，所有钢铁项目必须要经国家批准，进行绝对控制，结果“中央不批地方批”，从2002年以后，民营钢铁企业迅速、爆发式增长，一直到现在民营钢铁占到粗钢产量的52%，最赚钱的时候，出现“百万吨钢现象”，即每上100万吨钢规模，3至5年就可收回投资。
“实际上，政府喊了10年钢铁过剩，却没有过剩，而到了2010年之后，我国钢铁开始出现真正的过剩，仅2009至2010年，我国钢铁增加1.5亿吨产能。”赵喜子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地方下发“砍”产能的指标任务，引发企业和基层官员的抵触情绪。一位基层经信委工作人员抱怨说，淘汰落后产能，应该按照能耗、环保等指标来淘汰，而执行中往往是根据规模来淘汰。比如，淘汰水泥落后产能，前几年淘汰窑径2.5米的，迫使企业都改成了3米，结果产能还扩大了。再比如，国家文件中提出尽快取消32.5标号的复合水泥，要上42.5标号的生产线，不同标号的水泥产品，按理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行政性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压指标”办法既难见实效，又扭曲市场。“今后要谨防地方政府上马项目是政绩、淘汰项目也是政绩的观念。否则，就会陷入‘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越干预越过剩、力度越大反弹越快的怪圈”。
不少基层官员反映，在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存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行为。比如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界定标准模糊。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可以按80%左右的合理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但具体到企业、具体到产品就难以衡量。
有专家认为，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唯此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是新问题，不是洪水猛兽。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年来，电子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但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诞生了像小米手机这样的品牌。“应该引导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平衡产能，国外倒牛奶的事是企业干的，我们不能政府倒牛奶”。
优惠政策刺激企业盲目扩张
赵昌文认为，不少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项目的投产，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土地、煤炭等资源以及未来的升值空间，为了获取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返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复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单靠市场难以自行调节，政府出台行政措施进行化解确有必要。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行业都曾经是政府鼓励的行业，比如光伏等，如果政策不鼓励，在经济下行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过剩，但不会过剩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除了政府鼓励政策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地方间的激烈竞争，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相互争抢，低地价、低环境标准，造成企业过度进入，过度投资。“有些企业为了优惠而投资，上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圈地，而不是从项目的市场前景本身去考虑”。
记者在不少大企业采访时了解到，这些企业在各地招商引资中都成为“座上宾”，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去“公关”，邀请企业来投资，为了表达重视，个别地方甚至动用公安等公权力为企业服务。还有个别企业为了能够享受到免税等优惠政策，不断上新项目，盲目扩张产能，一旦遇到经济下行，就容易陷入困境。
赵昌文说，不少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项目的投产，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土地、煤炭等资源以及未来的升值空间，为了获取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返还，真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意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除市场因素外，还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深层次原因。这位负责人举例说，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强调各自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以追求经济和财税收入高速增长为目标，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地、资源配置、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扶持等方式招商引资，影响了企业的正常投资决策，甚至导致有些企业以项目名目进行“圈地”的投机行为。
专家：引导市场“优胜劣汰”
化解产能过剩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对创新政府宏观调控的挑战。从记者走访情况分析，通过政府干预化解当前部分行业过剩产能，需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专家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运用行政手段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陈文玲建议，防止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考核指标或者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处理好金融风险与支持优质企业的关系。化解产能过剩中，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变成坏账。因此，应对分步化解多少产能，化解哪一类产能，做出财政和金融风险预估，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然而企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尽管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但行业内企业有好有坏，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银行要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要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能“因噎废食”。
此外，应处理好消化产能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利润微薄，不少资本“脱实入虚”，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化解过剩产能不能简单地“削减”产能、削弱实体经济，而是要通过引导市场“优胜劣汰”，最终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确保行业利润，促进企业研发创造、提高附加值、做强品牌，提高竞争力。
“上游制造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国内光伏应用的政策，但整体供过于求局面未有太大改善。”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川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近几年全球太阳能市场跌宕起伏，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太阳能光伏组件厂商吃尽苦头，也成为新兴产业过剩产能的主要来源。正泰太阳能公司另辟蹊径，将战略重点逐渐调至产业链下游光伏电站的开发与运营，在美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印度都投资了光伏电站。截至2013年年底，正泰太阳能在中国境内已经并网运行的电站达到了800兆瓦左右，在国外电站则达到了200兆瓦左右。“不仅直接获得国外政府的新能源补贴，也有效化解了目前国内过剩的行业产能。”陆川说。
“国内行业竞争激烈，我们国内毛利率只有10%，实际利润更薄，但是国外毛利率可以达到20%。”对于中国重汽集团来说，“走出去”不仅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企业利润的重要方式。集团副总经理刘伟介绍，经过10年国际化，中国重汽集团已是国内卡车出口第一位，近两年“走出去”产能大约占全部15%左右。
“走出去”也部分化解了国内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显示，浙江主导的越南、泰国、俄罗斯3家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相当于杭州市2013年一年1.3倍的新增国有面积使用指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在主动调整结构的换挡期，本轮产能过剩很难依靠持续高增长化解。另一方面，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著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
“中国的企业在这轮产能过剩危机中，如果能够被推一把、扶一把，很有可能诞生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说，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上世纪80、90年代同样面临过剩危机，但是他们通过“走出去”进行产业重置和升级，成功产生了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
调查显示，“走出去”企业投资的规模、质量在稳步提高；“走出去”形式多元，有跨国并购、境外营销网络、境外合作经贸区等；而从行业来看，产业链正在向上游、下游延伸，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一是企业向上游转移，控制成本。棉纺织龙头企业浙江航民科尔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底在美国南卡罗拉州设立海外工厂，董事长朱善庆说，科尔美国公司每年的劳动力成本将比国内多支付8000万元，而用棉成本则可以节省约7.5亿元。两项费用合计下来，科尔每年约可节省6.5亿元。
二是产业内的扩张，获取技术和平台。企业扩张的边界已经从国内向国际转移，典型的是吉利并购沃尔沃。中联重科为了布局高端农机领域，正在进行海外农业先进机械的企业并购，目前他们已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建了占地50亩的研发中心。“50公里内，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公司都在那里，我们聘请当地工程师，深入农业机械高端区域做研发，一边收购一边研发。”中联重科有关负责人说。
三是产业链的下游拓展。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企业发现，光和对方做生意打交道，对贸易渠道、价格的影响力微弱，因此开始建立境外的贸易公司，或者是以投资合作的方式增强对渠道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品牌，向下游延伸拓展。
浙江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张曙明表示，以前的刻板印象认为跨国公司就得是航空母舰，但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历来看，我们的企业就是舰队，灵活性和投资效应并不比航空母舰差，经过国际竞争的洗礼，舰队中会脱颖而出领航的航母。
由于“走出去”化解产能仍有较大空间，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中国企业迈出国门开拓“蓝海”的意愿将更加主动和强烈。相关人士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站在全球产业布局的高度制定中国“产能输出”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