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许多大城市倾向于选择垃圾焚烧作为垃圾终端处理的主要形式，不少新建的垃圾焚烧厂也即将密集上马。有专家测算，如果要达到《“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的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厂。
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填埋场超期服役
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
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1997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980吨，设计使用寿命13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再由专门的大型垃圾车缓缓地送上离地数十米高的垃圾山，实施填埋作业。
“超期使用3年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北京环卫集团运营有限公司填埋事业部部长陈鹏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不如预期，导致这座原本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后就正式封土停用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绿化带都挖掉，以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2016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垃圾将无处可埋”。
“垃圾围城绝对不是伪命题。”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说，“现阶段中国的垃圾围城，一方面体现在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经过无害化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广州市政府宣布到2016年将再建6座垃圾焚烧厂，以实现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
而在政府方面看来，加速垃圾焚烧建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约束越来越紧的限制，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由传统的垃圾填埋转向垃圾焚烧，以减少垃圾对资源环境的负担。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2008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3000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吨焚烧过的炉渣。此外，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有专家做过测算，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厂。
焚烧厂频遭质疑
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支持与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附近居民强烈反对，成为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性事件。周边居民认为，焚烧厂的建立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噁英，会严重影响健康。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时隔4年后，易址广州南沙新区。而近期杭州爆发民众反对事件也成为近年来频发的垃圾焚烧厂争端的最新案例。
据了解，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上存在较深的认知鸿沟，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强调垃圾焚烧厂技术成熟，全球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担心项目会给自家环境带来污染，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也缺乏足够信任。近年来双方对峙程度不减反增，甚至从反对升级为冲突。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民众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质疑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焚烧厂运行环保安全如何监管到位？
关于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政府的解释始终难以信服。广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庄的罗明海就表达了担忧：“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要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
罗明海称，如足够高的炉温是保障焚烧中达到无害化或减害化的重要条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类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水分会降低炉温，要提高炉温，势必会增加成本。当公共利益遇到经济利益时，企业会为公共利益做牺牲吗？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以最新先进技术打造的“样板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排放出口的数据被实时连接到当地环保局管理系统以及厂门口电子屏进行展示接受监督。
李坑垃圾焚烧厂有关负责人说，每月会将相关监测数据汇总上报当地和有关部门。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厂方每年请专业机构来检测两次。
第二，“垃圾焚烧场建设是否科学”谁说了算？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垃圾焚烧是否具有毒害性等关键性问题，不仅居民与政府间难以达成共识，在专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各方争议较多的垃圾焚烧是否无害化问题，网民援引有关专家观点称，在西方，垃圾焚烧发电已成夕阳产业，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缩减垃圾焚烧规模”的情况并不存在，相反还在大力发展中。
第三，垃圾焚烧厂“大跃进”式的建设会否造成产能过剩？
2013年以来，广州市大量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引人关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烧厂的基础上，白云、萝岗、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各区市都分别规划建设一座焚烧厂，计划到2016年，形成1.35万吨/天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烧厂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目前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思路和“大跃进”式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类减量上，就可以减少垃圾焚烧厂的数量。
垃圾处置困局待破
从长远来看，垃圾焚烧是符合我国国情、有效减少环境负担的科学方式，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一定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保证民众知情权，在选址、规划、兴建直至运行的全流程进行负责任的监控，通过技术手段保证项目安全性，并进行定期检测并发布检测结果。
专家认为，应将每一个垃圾焚烧厂看作是潜在的社会风险点，在选址、规划、兴建直至运行的全流程进行负责任的监控，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保证民众知情权，通过发扬协商民主保证民众参与权，不能搞先斩后奏；另一方面，政府更要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发挥带头表率作用。例如上海此前就发生过因为居民担心有辐射、不安全而拒绝在小区附近建设电信基站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决定率先在市委大楼屋顶架设基站，此举很快就消除了民众的疑虑。
同时，有关部门应针对民众关切问题和要求及时作出反馈，以尽快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同时对借机谋取不当利益的不法行为必须依法惩处。
据悉，虽然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兴建的垃圾焚烧厂造成的环境污染理论上不严重，但事实上还是会给周边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影响。例如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每晚12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味道太重了，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专家指出，对于这样的情绪，政府就应通过经济补偿等各种途径予以纾解。
此外，须协调各方力量，从国家层面对垃圾焚烧技术的安全与风险进行权威评估解读，加强检测并定期发布结果，在全社会形成科学认识垃圾处理的良好氛围。
专家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仅凭地方政府和个别专家为垃圾焚烧“正名”，而应从国家层面对这项技术的安全与风险进行权威评估解读。事实上，日本等国家普遍采用垃圾焚烧，运行多年也没有发生大的安全生产事故。我国的一些垃圾焚烧厂也已运行多年，对周边居民生命健康是否造成影响应该进行权威调查并将结果公诸于众。此外，一些垃圾处置设施的标准也应照顾民众关切适时进行调整，例如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焚烧会否产生二噁英问题，目前规定的是一年抽检一次即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焚烧厂执行的是一年抽检两次，但考虑到民众普遍担心的情绪，能否将相关标准提高到一年四次，这样虽然短期经济成本会上升，但长期而言的社会成本却可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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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试点14年仅“多了几个垃圾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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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回收利用场所导致部分前期分类成无用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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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商意盈 王存福/杭州报道 |
尽管小区门口放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但仍然各种垃圾混杂、免费发放的可降解垃圾袋也被用来装其他垃圾……这样的情景在不同城市都能见到。
《经济参考报》记者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走访发现，垃圾分类试点已经推行了14年，却未见明显实效，垃圾或随意堆放或无处堆放，并对生活区域形成围困态势。
记者日前来到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青龙坞山谷间巨大的填埋库区，十多辆垃圾直运车辆轮流倾倒垃圾，推土和碾压机械不时在“垃圾山”上穿梭，挥汗如雨的环卫工人正冒着恶臭，协助清洁直运车将散落的固态垃圾和厨余废液扫至倾倒平台以下。据了解，1991年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时标高为30米，层层填埋垃圾至今标高已经超过100米，而165米就是上限。
统计数据显示，和杭州一样，目前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面临垃圾困局。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在海南省部分市县除乡镇镇墟外，大部分自然村垃圾处理均处于放任状态。废塑料袋、塑料编织袋在农村垃圾中占比最大，即使是五指山腹地的水满乡亦可见到塑料袋随风挂满枝头的景象。据调查资料统计，目前全省每日使用塑料袋约150万个以上，其中90%以上为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为了有效处理垃圾，海口、文昌、琼海三地先后建设垃圾发电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是什么都可以烧”、“处理不好恐致二次污染”。据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安全生产部经理吕福伟反映，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直接焚烧，有可能产生大量二噁英、呋喃等有机污染物及铅、汞、镉等重金属污染物的隐患非常大，其中二噁英的危害达到令公众谈之色变的程度。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表示，我国大陆90%以上可以利用的废弃物，却被填埋或焚烧掉。比如每年15亿多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仅有几千吨，而实现最大利用的提前便是垃圾分类。
不过，杭州从2000年便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后来不了了之。2010年3月25日再次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对应红色、蓝色、绿色以及黄色四种颜色垃圾桶，并免费提供可降解的厨余垃圾垃圾袋。目前垃圾分类已经覆盖了杭州98%的生活小区，一年93万吨垃圾进入可回收渠道，但推行情况却并不乐观，倒是让各种颜色的垃圾桶占了风头。
《经济参考报》记者不久前在杭州潮鸣街道体东社区看到，社区内的垃圾桶分为绿色和黄色，分别用来盛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尽管垃圾桶上有明确标识，但很多不可降解的垃圾袋还是赫然放在厨余垃圾箱内，而免费发放的可降解垃圾袋里，也能明显看到卫生纸、塑料瓶等非厨余垃圾。
居住在该社区的夏大姐告诉记者，大部分居民刚开始都没有养成把垃圾分类的习惯，扔进垃圾桶时也是哪个就近扔哪个，如果遇上垃圾桶盖子都盖着，就直接往盖上一放就完事。
为了破解难题，杭州部分小区在垃圾分类推行后开始了垃圾分类“实名制”的基层实践，但一开始就遭到了部分居民的不理解和抵制。
记者还发现，即使居民分类捡运，但也没有回收利用的地方。大部分垃圾都有两个去向，能烧的都送到发电厂焚烧，烧不了的就送到垃圾填埋场，这也就意味着前期居民及运输环节均做了无用功。
经费不足也是垃圾分类工作迟迟不能推行的原因之一。有业内人士算了笔账，以广州为例，如果持续3至4年，仅垃圾袋就需14亿元，以200人配1名指导员计算，广州市1800万人，每年需花费40亿元。这样的投入，即便对于发达城市来说，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
杭州市城管委固废管理中心主任张束空说，破解“垃圾围城”，推行垃圾分类，可以让厨房垃圾回归土地、塑料垃圾进行再利用，做好源头“减法”，这是综合成本最低，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同时，他也承认，因为垃圾分类的不可替代性和社会趋同性，让这项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
环卫部门和一些相关专家提出，要真正使得垃圾分类成为长效机制，不仅要“政府重视，财政投入，科技支撑，文化引领，民众参与”五手联动，更需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手段多管齐下，共同推进，以此实现全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