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激活经济内生动力 潜力巨大
??当前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未来10年,据家测算,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这些新增的劳动就业人口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充足的后备力量。
??此前由东北亚开发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小城市绿皮书预测,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34%,届时全国将有8.37亿人生活在城镇中,比2010年新增城镇人口1.67亿。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目前发展中国经济要保持其可持续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而最大的内需所在,就是城镇化”,姚景源对中国网财经频道分析称,一定要积极推进城镇化,目前城乡居民增收、扩大消费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城镇化解决。
??姚景源认为,尽管目前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2.6%,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不高。“这个是按常住人口算的。所谓常住人口,是指在城市工作生活超过六个月。这样就把两亿五千万农民工算作城市人了。实际上,这些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并没有融入城市中,也没有享受到城市给农民工的福祉。”他说。
??姚景源坦言,我国城镇化的质量是存在问题的,真正城镇化率可能是35%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他认为,在经济学中,差距就是潜力,差距就是发展空间。“我们还是应该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途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城镇化是消费的载体,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能够推进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充分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成为我国未来五年到十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
??城镇化进程推进或倒逼土地政策突破
??长期以来,城乡土地二元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该方案讨论了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以及三大改革突破口,土地制度改革包含在内。土地制度的改革也被视为三中全会的亮点和突破口。
??“城镇化需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土地增值的部分应真正让农民受益。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增值的好处。”姚景源称:“我们应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针对土地流转问题应该进行深层次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称,现行土地制度的主要弊端包括,权利二元、市场进入不平等、价格扭曲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权利二元。
??刘守英称,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的所有制并存,村社集体成员对承包土地只拥有农地农用下的使用、收益和转让权,当农地转变为城市用地时,由市县政府实行征收与转让,地方政府、企业等用地单位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后,重新拥有经营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两种土地所有制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地权利,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管理。
??同样,土地市场也处于城乡分割状态,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非耕地等不同类型农村土地按不同准入规则进入市场。刘守英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决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也是能否利用好下一轮发展机遇期、促进国力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
??户籍制度或有突破 京沪放开需渐进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证券报援引权威人士分析称,户籍制度改革会有比较大的突破。综合各方面信息看,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速,改革的一大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随着居住证管理办法出台,一些地方的改革经验将在全国推广,农民工市民化速度有望加快。旨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的人口登记制度将进一步推广,中小城镇可能担当“打头阵”角色。
??针对这一问题,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姚景源对中国网财经分析称,城镇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就是户籍制度。在城乡二元化状态下,人口自由流动可以使农民更快更多进入城市,但他们实现小康生活受到制度性的障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现在应该下决心打破制度性障碍,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他说。
??对于一线城市落户难的问题,姚景源认为,目前国情复杂、以前积累矛盾过多,可以采取分步走。率先在二线城市放开户籍制度,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终也应取消户籍限制。对于国际特大型城市,怎样使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也是大问题,北京上海的户籍改革可以再等等。目前应一边推进改革,一边做好全面协调工作。
??姚景源坦言:“目前社会各界都对三中全会寄予厚望,这说明我们对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有了改革的共识,这点很重要。我们都确信三中全会会对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描绘出改革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