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旅游法》即将施行，这将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在法律层面上保障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落实。旅游消费因其相关产业链较长，逐渐成为经济结构转型政策重要着力点，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及政策红利依次释放过程中，旅游业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首先，《旅游法》出台将在法律层面上保障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效应持续发酵。尤其是《旅游法》对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层面上保障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落实，将使过夜游客数量明显增加，从本质上改变我国境内旅游消费不振的现状，能实质性推动旅游休闲产业发展。
　  根据澳新银行最新发布的备忘录显示，我国旅游业处于旅游支出增长阶段初期，上行趋势与30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出境游客数量大增，从400万人飙升至1600万人。近来，我国低收入人群更能负担得起旅行费用，从而加速我国旅游业蓬勃增长。
　  其次，虽然受禽流感疫情、地震灾害及限制“三公”支出因素等影响，上半年我国旅游消费增速出现回落，但业内人士对旅游消费“东风再起”的乐观预期并未改变。尤其是在目前稳增长、保就业背景下，政策导向将进一步向稳增长、促消费倾斜。有关部门旨在让经济增长模式从以投资和出口为动力转变成以国内消费为动力的努力，最终会对旅游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有关部门出台推动鼓励居民旅游休闲消费的政策措施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比如，有关部门将鼓励各级财政逐步增加旅游休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福利旅游、减免部分景点门票价格，以刺激国民旅游休闲消费。
　  有关部门将鼓励地方在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财政金融上给予旅游业全力支持，允许旅游度假区探索以特许、营运、收费等经营权和股权质押贷款方式进行融资，增强银行卡旅游度假服务功能，开展旅游度假消费信贷服务。针对特定子行业（如免税业）或特定区域（如中西部）旅游政策利好值得期待。
　  分析人士认为，从市场角度看，现有旅游产品总体数量与需求基本匹配，严重失衡的是服务体系特别是旅游公共服务能力欠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需有关部门着力引导。在加强硬件建设同时，要逐步改进旅游服务软环境。
　  第三，城镇化、人口结构成熟、交通改善将对旅游业产生结构性影响。城镇化将为旅游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增需求。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趋于成熟，有“钱”有“闲”的35岁以上旅游适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有望成为旅游市场主力军，为行业发展提供新机遇。近年来，高铁和航空业发展带动沿线区域旅游发展，私人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使自驾游兴起，短途游和出游次数呈上升趋势。
　  国内移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更颠覆旅游业传统消费方式。澳新银行认为，目前，互联网降低旅游成本，海外旅游变得更普遍。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近年来，国家对旅游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将对推动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