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逼近二次探底的边缘，而各国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环境问题突出的时刻都在思考并寻找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悄然袭来，有观点认为，未来的时代，互联网与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种结合将再次改变时间和空间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种种局限，进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重塑社会经济形态，成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新动能。在200年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与历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汤敏。
记者：您是否同意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
汤敏：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划分，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刚刚袭来还是早就到了，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工具如果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倍就会产生革命性的东西。原来的生产方式是马拉、牛犁，后来出现的蒸汽机提高了10倍以上的劳动生产率，于是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现集成电路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在这种形势下，技术革新的速度也更快。另外，由于“3D打印机”的发明，使制造业产生了更加革命性的变化。
记者：您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是什么？
汤敏：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计算机网络和软件技术的不断革新，并且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这轮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巨大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巨大需求。因为一次大的危机之后往往是因为技术革命才能让社会产生新的需求，最后走出危机，社会也因此有了新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是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新型工业和新型技术才发展的越快，所有的资本、所有的人力都集中到这上面去，一些关键技术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如果说目前面临着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它产生的可能性更大、发展的速度更快。
记者：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的使用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有人说此次工业革命主要基于新能源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也有人说是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方面技术革新，您认为，这次新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汤敏：近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我认为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生物技术、纳米产业等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革新，这些方面整体上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这种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刚才所说的“3D打印机”，它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铇、铣，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2万多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
如此说来，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
记者：新工业革命浪潮将对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际分工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汤敏：新工业革命的上述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记者：有观点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您对此怎么看？
汤敏：实际上，在短期内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会对我国造成太大冲击，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关注、追逐和竞争的话，就有可能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彩电都是中国生产的，人家突然采用了LED技术，中国的彩电制造业一下子被甩开了。现在奋力追赶了好多年，但是有些技术与日韩国家还是有差距。现代社会可以说技术瞬息万变，与时俱进和创新也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还没达到全靠自主创新的水平，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要紧跟世界潮流。
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后期，GDP稳居世界第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这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落在后面的中国，上百年就不断地挨打，差点被开除球籍。
目前，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记者：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顺应这股新的浪潮而不至于被甩在后面？
汤敏：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到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我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创业板的开通给了创业者们很大的希望。可是运作几年后出现的大量问题，又使投资者与被投资者都望而却步。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可能会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政府会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在我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四是创新机制的形成。在我国，很多的政府投入到最后都会变成国企和大企业收益，因为政府的运作总体上关注大企业，但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创新都是从小企业开始的，即便是苹果和微软也存在从小企业买一些创新技术的现象。美国社会分工明确，有一大批小企业从事着各种技术的创新工作，包括“3D打印机”，都是发端于小企业，后被大企业所吸收。而我国缺乏这种创新机制，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应该关注小企业的创新，形成小企业创新的氛围。实际上，并不是产生GDP了才是创新，并不是把大量资金投于国企的研发才叫创新，有些教授拿着科研经费，在SSCI上发表篇论文就被看做科研项目的完成，但是它可能并未真正的转变成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