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中国城商行的行长们都很忙。你拨过去的电话一定打不通。彼时，139位城商行的行长们抛开一切大小事务，正紧急飞往成都。
　　6月7-8日，在成都武侯区世纪城路88号的一间酒店里，攸关着150家城商行命运的8个问题被赤裸裸抛到桌面。有关风险控制、城商行定位、中小企业业务创新、利率市场化面临的转型、资本金监管压力等问题，每一个都是城商行的发展路障，困扰着行长们。

　　紧急问题1：风险控制

　　何维忠：“城商行的操作风险主要是制度不完善，内控机制需要从信任管理变成系统的制度管理。”
　　各位城商行行长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风险控制问题，而城商行最大的风险则是操作风险。这也是监管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十二次会议现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和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都对城商行的风险控制表示关心。尚福林尤其强调防范票据、银行卡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阎庆民更提到了最近几年城商行发生的几起案件，对银行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包括违法性放贷，中小银行的操作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加强员工的行为管理。”
　　银监会银行二部主任肖远企再次谈到城商行的风险防范：“这两年个别城商行发生了操作性风险引起的案件，造成的影响极其严重。原因既有城商行客观的原因，内控机制不完善，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对城商行案件的关注度比较高，这一块还需要媒体的引导。”
　　肖远企表示，实际上城商行案件数量非常少，根据统计，这两年城商行的案件的数量在银行业中是最少的。肖远企同时还指出了城商行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从国外银行启示中要求城商行加强内控风险。
　　肖远企认为，城商行最易发生风险的业务是票据业务，最易发生风险的单位是分、支行，最易发生的人群是分、支行行长及团队，最易发生的原因是有章不循、执行不严。他提醒，要同时关注贷款集中度风险和不良率反弹风险，严格限制出口依赖型、缺乏主业投资型、过度扩张高杠杆型、PE包装型和隐性关联型五类企业的信贷。
　　操作风险令行长们最为担扰。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成都银行副董事长何维忠等多位高管，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最关心城商行的风险问题。“城商行的操作风险主要是制度不完善，内控机制需要从信任管理变成系统的制度管理。”何维忠表示。
　　作为成都银行外资股东马来西亚丰隆银行代表，何维忠从股东的角度表示对城商行操作风险的关注：“虽然成都银行没有出现这种案例，但我们此前就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系统的风控机制，尤其是其他银行出现案例后，更引起我们的关注。”

　　紧急问题2：城商行定位

　　罗孟波、甘为民：城商行应该先立足本地，之后再考虑做大，建议监管部门“做得好的才让跨区”
　　对于城商行的定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参加本次会议的150家城商行对城商行的定位观点各异，而与学术界的争辩更为激烈。
　　西南财大教授曾康霖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夏斌代表的学界，直言城商行不能按照办大银行的思路走，应该“做小”，甚至向在场的城商行董事长、行长建言“城商行应该量体裁衣利用自身优势在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上加大投入”；对城商行盲目扩张的风险表示担忧，并呼吁监管严格限制城商行跨省经营，“现在监管对城商行跨区经营‘不反对，不鼓励’的态度还含混不清，应该以‘不鼓励，不支持’严格限制。”
　　宁波银行行长罗孟波、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则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城商行应该先立足本地，之后再考虑“做大”，监管对城商行跨区经营应该区别对待，“做得好的才让跨区”。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则表示，城商行发展的愿望很迫切，但发展的方式主要还是多设机构、做大规模。但从历史和现实分析，城商行要坚持做强、做小、做精，绝大多数城商行难以做大。
　　银监会银行二部主任肖远企言及城商行的发展方向是说：“城商行的发展方向有四个，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提供专业产品和服务特色的银行以及市场退出。”

　　紧急问题3：中小企业业务创新

　　张英莉：“中小银行需要先做强，做好内控风险，立足本地中小企业，而不是小微企业。”
　　城商行应该做强、做小，那么如何做强、做小呢？
　　阎庆民表示，城商行应该耐心地发挥自身优势，差异化、特色化经营，差异化体现在客户群体上，城商行的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盲目争夺大客户、大项目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特色化主要包括特色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特色化的营销策略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从监管部门到城商行，都强调中小企业业务，而不是小微企业。
　　“中小银行需要先做强，做好内控风险，立足本地中小企业，而不是小微企业。”保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张英莉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微企业应该按零售的做法来做，城商行零售业务的营销机制、人员培养不足，内部管控和产品设计也跟不上。”
　　当然，对于一些以小微贷款为特色的银行，其内部建设已经走在前列，如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银行董事长郭志文表示：“我们从2004年开始逐步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经营之路，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到去年年底，我们小企业贷款余额187亿元，以小企业贷款为主的小额贷款已经占到全部信贷资产总额的61%，收入占到总额收入的66%以上。”
　　郭志文同时表示，信用体系不健全制约了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发展，需要银行通过产品创新来弥补客观因素。
　　保定银行常务副行长雷俊杰则对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城商行做小微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产品设计，尤其是风险设计和抵押方式的创新。”
　　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锡良则认为，城商行应该成为创新，尤其是小微企业创新的重点，抵押贷款不是个好办法，可以借鉴国外覆盖风险的做法。
　　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则更开放小微企业业务创新：“小微企业创新，不只是担保、抵押设计，可以通过产业链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地做，业务甚至不一定只停留在信贷层面。”

　　紧急问题4：利率市场化挑战及转型

　　罗孟波：“对城商行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策把主动权交给银行，接下来拼的就是实力了。”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强调城商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时表示，差异化经营还包括盈利模式的差异化，目前城商行利差收入仍占80%左右，在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高利差的盈利模式不可持续。
　　“城商行利差依赖度非常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差肯定会缩小，利差缩小后城商行怎么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说城商行未来挑战时强调。
　　就在城商行大会召开进行期间，6月7日晚间，人民银行就降息0.25个百分点，并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贷款利率下浮20%。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利率市场化已经来临，信号已经十分明显。
　　继股份制银行转型之后，城商行也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刘锡良教授更是直呼，“城商行无路可走了，必须创新和转型才能持续。”
　　“利率市场化，这是很明显的政策信号，对城商行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政策把主动权交给银行，接下来拼的就是实力了。”宁波银行行长罗孟波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在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以及人才培育等方面存在严重落后，转型步履维艰。大企业业务积重难返，更是阻碍了城商行转型的推进。
　　重庆银行2006年开始加大个人业务发展，推进向零售银行转型，设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零售收入占比15%，结果却只有6%，大大低于目标。
　　对此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表示：“零售业务绝对增长还是很快的，但重庆银行传统的大企业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而言零售增长就慢了。”

　　紧急问题5：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城商行

　　甘为民：“改善股权结构不一定要引进民营股东，上市就是一种方式。”
　　城商行如何才能转型？改善股权结构就是其中的办法。
　　在谈到如何减少城商行传统信贷与地方政府关联交易时，夏斌表示：“应该鼓励征信与资产重组，鼓励地方政府推出股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西南财大教授曾康霖也认同上述观点，城商行应该面向国内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股权、资产和业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机构。
　　而对于当下城商行国内战略投资者大多为央企时，夏斌说：“央企大量进入城商行，这是方向吗？我认为值得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者的呼吁并没有得到现场的银监会和城商行董事长、行长的回应。
　　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改善股权结构不一定要引进民营股东，上市就是一种方式。”
　　据记者了解，此前监管已经在浙江金融改革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城商行甚至更大的银行，仍未有明确信号

　　紧急问题6：服务实体经济

　　夏斌：“作为城市商业银行，要主动为地方经济服务，但不能因为地方财政存款而顺从地方政府的项目安排，防止地方的融资平台搞关联贷款。”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也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内控和内部建设，全面提高城商行服务实体经济”。
　　从监管的层面来说，服务实体经济是重中之重，同时这也是国家政策的方向。
　　“作为城市商业银行，要主动为地方经济服务，但不能因为地方财政存款而顺从地方政府的项目安排，防止地方的融资平台搞关联贷款。”夏斌表示。

　　紧急问题7：扶持农业、科技企业

　　刘元春“未来城商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就是，农村金融、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服务。”
　　在引导城商行要服务实体经济时，银监会强调特色化经营和服务，并鼓励城商行向农业产业、科技企业提供融资。
　　哈尔滨银行、西藏银行、杭州银行、南充市商业银行四家银行即是学习样本。6月7日下午会议现场，专注农业或科技企业融资的以上四家银行做了经验推介。
　　哈尔滨银行董事长郭志文也明确表示，农村金融服务是哈尔滨银行的战略。西藏银行也表示，将专注做村镇银行和马背银行。杭州银行与南充市商业银行则分享了科技企业融，专利权抵押等创新服务经验。
　　“未来城商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就是，农村金融、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服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元春如是表示。

　　紧急问题8：资本金监管压力

　　闫冰竹：“引入战略投资者是解决资本金压力和不良率上升的关键。”
　　尽管本次城商行大会对上市问题只字不提，但是城商行资本金压力却是大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刘元春教授表示，经济下滑，不良率上升，城商行最大的挑战是来自监管对资本金和拨备提高的挑战。
　　作为解决资本金压力最长久的办法，城商行上市仍然没有明显的政策信号，那么城商行如何面对资本金的监管压力？
　　“引入战略投资者是解决资本金压力和不良率上升的关键。”作为城商行模范银行，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这样表示。
　　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则表示，如果长时间未能上市，从资本充足率考虑，重庆银行会再次增资扩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