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这是温家宝总理2011年2月27日对话网友时透露的“十二五”规划为中国未来五年GDP增速确定的指标。我们认为,7％这个指标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其重要性较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遑多让,要实现则更加艰巨。
    一般而言,GDP增长总是越快越难,为什么我们反而认为慢下来不容易呢?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可知,7％这一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欣喜的速度,按由高到低的次序排,在三十多年时间里只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高于1981年的5.2％,1989年的4.1％,1990年的3.8％,与1999年的7.1％持平。这些增长较慢的年份,1999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1989、1990两年赶上当代最厉害的通货膨胀,至于1981年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但凡正常年景,中国GDP增长均超过7％,而且是大多数年头大大超过。
    因此,7％这一低增速在狂飙突进的过往,很可能就传递了“能力不行”的潜台词。这种惯性思维正是落实7%的难点之一。
    中国的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就是以GDP的连续较高速度增长来带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小而言之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大而言之的由经济领域溢出至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乃至政权的稳定。这正是“保六”、“保八”一度成为高度浓缩政府工作的核心词的原因所在。而一旦GDP增速降下来,可能立刻就会让地方政府在若干问题上感受到压力,比如就业、维稳等等,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必须意识到这种惯性的强劲。事实上,十一五规划也曾设定GDP增速7.5％的指标,但五年下来实际年均增长率11.1％,去除因应金融危机而采取刺激政策的考虑,11.1％也高了太多。如果再看一下刚结束的各地“两会”所推出的十二五规划,预设GDP增速超过两位数的,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中就有25个。显然,十二五GDP增速降下来谈何容易。
    也许有人会说,慢下来有什么难的,最不济少花点钱,少干点事罢了。然而,这恰恰点出了另外两个更大的难题。
    其中之一便是能否改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官员考核体系。必须承认,作为考核标准,GDP确有很多优点———简便易行,公开透明而且基本公平。当然,它从来就不是惟一标准,比如还有民主测评以及众多的一票否决等等,但现实给民众留下的印象可能是:GDP一美可遮百丑,GDP搞不上去一切都白搭。
    而调整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不仅仅意味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从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还意味着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摆脱高代价增长,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让国民生活品质更高、更幸福。但公共服务显然不如GDP那么显眼、那么容易赢得政声。所以,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建立新的政绩评价体系。但传统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很难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契合。而要加大民众在评价官员政绩时的权重,并非短时间能被官员所接受。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改变官员的利益预期。
    我们知道,靠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政府是推动增长的主力。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得越多,增长的速度越快,获得政绩、财政支持越多。相应的,由于最有价值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便不考虑寻租因素,不少官员个人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绩之外的利益。而7％的指标,则意味着要官员放弃预期的利益,这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中国是否应该暂时放慢脚步,这应该无可争辩。就好比一个人在剧烈运动之后,心跳可以达到每分钟180下,但却不能永远保持在180。过去30年,中国发展势头迅猛,却很难沉下心来从头反思,积累了诸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不可逆的生态恶化、贫富悬殊等等。越发展我们就会越切身体验到,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许多问题,功夫的确还在发展外,必须跳出惯性思维,沉下心来思考解决之道,才有助于更好的发展。
    7％的提出正当其时,其中蕴含的新发展观必然构成传统官员的挑战,全面考验官员执政能力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