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道的“广西北海银滩白虎头村遭到强拆”一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北海市当局非法进行强拆，并强推“株连拆迁”，出现了拆迁户若不签署协议家属工作就被暂停的情况。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但当局并未回复补助申请。
　　一人不拆，全家倒霉，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旧社会的“保甲制度”，而在地方拆迁的语境里，这样的旧手段、旧思维却越来越多。面对拆迁窘境，当地群众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是坚持不拆，还是让家人丢掉工作？而房屋拆了，搬了家又将面临艰难的生计问题，在人生的岔路口，白虎头村村民不知道如何是好。
　　拆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过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倘若拆迁过后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那何必还费那么大力气？不禁要问，群众不同意、不满意并且也不合法的进行强拆，到底是造福于谁？再者说，对百姓都使用“株连”措施，又是谁赋予的权力？
　　从报道中不难读出，当地政府的多个部门都摇身变成拆迁改造的责任单位，涉及到各系统内部人员的亲人不“配合”，那自然就要被停职回家做“思想工作”。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非法拆迁竟还确立了行动口号，即“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非常速度”，以这“五个非常”指导的拆迁行动能让人民群众安心吗？这个口号为指导的拆迁行动中，又能否践行依法办事、保障公民权益？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拆迁任务，在手段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与之前的“半夜偷袭”、“停水停电”、“非法拘禁”相比，“株连拆迁”不仅更具有想象力，而且是罕见的“非暴力”，只要被拆迁者或其亲属中有公职人员，就可以“饭碗”相要挟，使抗拆者举手投降。这样卑劣的拆迁手段往往使被拆迁者的维权行动陷入困境，也间接助长了拆迁主体的违法行为。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使用效果显著，“株连”式拆迁正逐渐成为一些地方惯用的拆迁手段。今年以来，四川会理县、山东鄄城县等地的百姓饱尝“株连拆迁”的苦头，不少被拆迁者因害怕亲人丢饭碗而忍气吞声。这样的拆迁方式，虽然表面上加快了拆迁进度，却使得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容易使政府丧失公信力，并可能为群体性事件埋下祸根。
　　用现代法治文明重新审视城市拆迁行动，在拆迁过程中融入权利保障、正当程序、民主协商、司法救济等现代法治基因；平衡各方在拆迁中的博弈能力，减少摩擦与冲突，最终做到依法拆迁、文明拆迁，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奔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阶梯。不少由拆迁引起的悲剧仍旧历历在目，地方为何还要在非法拆迁这条死胡同里血拼到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