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何确定扩大农村内需的政策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发展和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取向。时下有一种说法，叫做“扩大国内需求，潜力最大的在农村”。初看起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比如在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照相机等千元级耐用消费品上，城市消费已经饱和，而农村消费仍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扩大这些产品的国内消费，潜力最大的确实在农村。但如把这种观点推而广之，认为在任何产品、任何消费上都是如此，则有以偏概全之嫌。据此制定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基调，有可能导致对扩大内需的重点把握失当，是不适当的。
    实际上，除少数产品外，扩大国内消费潜力最大的不在农村。农村消费在国内消费中相对地位的下降，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尽管多年来我国一直希望扩大农村消费，但在农村消费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农村消费占国内消费的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0年到2007年，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和县以下社会商品零售额所占比重分别由 16.1%和 37.0%下降到 11.5%和21.1%。
    而根据当前城乡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距，也不能说明扩大国内消费潜力最大是在农村。许多研究消费的专家都知道，当前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要滞后于城市10年-15年，如果将来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城市人均消费2008年的水平，农村消费将会扩张很多倍。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据此只能说明扩张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判断扩大国内消费潜力最大的是否在农村，应该用从现在到同一目标年份农村消费可能扩张的规模同城市消费可能扩张的规模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地以目标年份农村消费的可能规模与现实的农村消费规模进行比较。
    而且，尽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扩大农村消费潜力巨大，但扩大国内消费中长期潜力最大的也不在农村。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阶段。但近年来全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尽管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仍多于城市，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村人口总量就已经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今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城市人口将会不断增加，农村人口将会不断减少。200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4.94%。当年末，城市人口仅少于农村人口1.34亿人。在此背景下，尽管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市，但由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且今后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还有不断扩大之势。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总体而言，农村消费的扩张仍将赶不上城市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仍难以成为扩大国内消费的重点，扩大农村消费的长期潜力仍赶不上扩大城市消费的长期潜力。
    近年来，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明显快于以县和县以下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扩张，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90-2007年，城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增加了14.54倍，明显快于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县和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分别增加了6.44倍和5.13倍，明显慢于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
    扩大国内需求或国内消费，要立足当前、求真务实。有人断言，如果农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赶上城市，国内消费规模将要扩张很多倍，因此扩大国内消费潜力最大的在农村。实际上，做出这种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是，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到2020年前，农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不可能赶上城市，甚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还要比现在有所扩大；要让农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赶上城市，无异于 “水中捞月”。况且，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国家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主要还是着眼于近期。扩大远期的农村消费乃至国内消费，对于解决当前外需不足、内需不振的问题，可谓是“远水不解近渴”。有人说，扩大农村消费，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但推进城市化是个慢变量，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用推进城市化来解决当前的扩大内需问题，充其量是画饼充饥。
    从另一方面讲，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扩大国内消费潜力最大的在农村，但扩大农村消费潜力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对于我们前述的千元级耐用消费品而言。故而，近期为扩大国内消费而实施“家电下乡”等政策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而扩大农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的民生状况举足轻重。
    但是，扩大农村消费，最关键的还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在当前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尽管通过引导和扩大农村消费，可以拓展部分行业的市场空间；但在此方面，切忌缺乏战略眼光，如果只是在城市企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或出口滞销问题时，才想到农村，则迟早要被农民、被农村所拒绝。